“那些成為過往的巴黎和紐約的照片卻仍然閃爍著溫和的光芒，一個他畢生所展示的大同世界——‘那是一個溫和的、樂觀的，甚至有些老派的世界，其中沒有暴力，沒有戰爭，沒有殘酷或者痛苦，沒有貧民窟，只有一些大宅子。這個世界有的是欣欣向榮的開端，甚至還有不少美麗結局。’”

　　這是攝影師艾略特·厄威特(Elliott Erwitt)眼中的世界。艾略特·厄威特是馬格南圖片社前任主席、紐約學派核心人物。他以捕捉日常生活場景的黑白照片聞名。厄威特1928年生于巴黎，1941年隨家人搬到洛杉磯。他的照片總是保持一種克制——既不侵犯、也不剖析，里面永遠只有機智而冷靜的觀察，以及必不可少的幽默。正如很多人評論他的——他拍攝的是“非決定性瞬間”。如今，在厄威特迎來自己90歲生日之際，兩本畫冊《艾略特·厄威特的巴黎》與《艾略特·厄威特的紐約》讓中國人對他有了更多的認識。

　　艾略特·厄威特有很多照片廣為流傳，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，我并未特意記住他的名字(那時我還沒有全心投入到攝影之中)。之后再次認真觀看他的作品已是去年，晚飯過后我和朋友在她家中席地而坐。她從上千冊書藏書中取出厚厚一摞攝影畫冊，攤在地上，我們準備用它們打發夜晚的時光。其中就有厄威特。

　　法國巴黎，1951年

　　這次我不會忘記這個名字了，但與他相伴的是另外一群人：布拉塞，塞爾吉奧·拉萊，羅伯特·杜瓦諾，以及我腦中回響的亨利·卡蒂埃·布列松，約瑟夫·寇德卡，以及歐仁·阿特熱。與厄威特相似的是，上面幾乎每一位都拍攝過巴黎。布拉塞總能在巴黎的漆黑夜色中攫取到腐朽和浪漫;阿特熱拍攝的空曠的巴黎“已經無法返回”(中平卓馬語);布列松為數不多的巴黎照片依然保持嚴謹和張力;拉萊和寇德卡是我當時最喜歡的攝影師，因為他們苦行僧般在流浪中保持的專注力和洞察力，照片深藏對事物的思辨，他們也到過巴黎;某種程度上說，杜瓦諾的巴黎和厄威特的巴黎有著相似之處，他們的照片避開傷痛，充滿生活的智性和幽默，些許不同的是杜瓦諾一生只拍攝巴黎，他仿佛也是照片中無形的那部分，而厄威特，用亞當·戈普尼克的話來說：“憑借他標志性的些許乖張的機智，決定僅僅把巴黎作為出生地，而不生活在那里。因此，在五十多年里，他造訪巴黎的身份是……一個游客。”

　　法國巴黎，1989年

　　法國巴黎，1989年

　　正是由于他的機智與幽默，反倒曾使我與他的照片保持距離。因為那些厄威特標簽下的狗、行人、情侶和博物館的觀眾，無不保持輕盈的狀態，所有的角色就像被洗凈的衣服晾曬在眼前，既不深刻也不煽情，而是一種同樣保持距離的回望。那時的我沉醉于照片中思辨的表達，對于厄威特的輕盈和幽默并不感冒。

　　美國紐約，1955年

　　美國紐約，1977年

　　但是隨著思考的積累，我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，特別在翻看厄威特的兩本最新畫冊——《艾略特·厄威特的巴黎》與《艾略特·厄威特的紐約》之后有了更多樣的認識。除了拍攝巴黎，紐約是他生活和出道的地方，他在這里也拍攝了大量照片。即使在他生活最久的地方，他的照片仍然保留了某種距離——既不侵犯、也不剖析，里面永遠只有機智而冷靜的觀察，以及必不可少的幽默。正如很多人評論他的——他拍攝的是“非決定性瞬間”，他照片中的時間總是顯得格外的長，雖然內容也是市井街頭稍縱即逝的人事，但他的幽默卻像鎮痛劑一樣使時間綿延開來。對，任何幽默都是生活的鎮痛劑。

　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，美國紐約，1988年

　　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拍攝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那張照片，一個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小女孩筆直站在四座埃及神像旁邊，嚴肅的神情下仿佛她也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，讓人發笑但又被克制住。這是因為，他的幽默不是純粹的幽默，不是笑話，其中藏著一種詩意的靈光。我一直認為，攝影是最接近詩歌的圖像媒介，而厄威特以其獨特的幽默完成了詩意的轉化，好似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所表達的某種幽默：“我們圍成圓圈跳舞，猜測;秘密安坐中央，洞悉一切。”再比如他在1957年拍攝于巴黎街角的照片，一只狗端坐在汽車駕駛室的位置回望鏡頭，此時此刻，它替代了它的主人成為新的文明生物。但僅僅在這個瞬間，在這樣狹小的方形空間中，一只坐在駕駛室的狗才擁有了撼動主人的力量。詩歌是壓緊的彈簧，而照片亦是如此。更進一步說，厄威特的照片就像是那個時代的彈簧床墊，有人在上面倒頭睡下，有人緩緩起身。